身为记者，又工作在北京，职业的性质注定常在外“漂”的生活定律，这也许就与吃住的改变结缘，也就与诸多星级饭店有染。有时静下心来，住过的酒店如电影拷贝在脑海中掠过，被称之谓京城标志的“北京饭店”留下过足迹;在杭州朋友特意安排到毛泽东主席下榻的“西子宾馆”小憩;到长沙住在“槟城饭店”服务员自豪地告诉我，毛泽东曾在这里住过七次;而大上海的“迎宾馆”也是常接待中央首长的五星级酒店，进入酒店那幅幅中央首长与服务员留影的照片，鑲挂在墙上，向人们召示这里曾发生过的精彩瞬间。然而，这些都没有使我留下太多的印象，只是在岁月的痕迹中淡淡的有点影子罢了。

　　当思绪定格在2005年1月的时段，位于狮城的荣誉大酒店便如斧凿剑刻般地清晰地展示在眼前，那一幕幕让人感动的场面又一次激起我挥不走抹不掉的涟漪。那是深冬的时节，当从北方出发时，妻告诚我福建的气温在零上10度左右，她是认真看完中央台的天气预报后告诉我的，那意思明显地说不要把羽绒服带到福建，会让人笑话“土老帽”。于是我简装出发，下了飞机感到妻的正确诊断得到验证，在一阵阵热浪中我忙脱去毛衣，正如“天有不测风云”的那句话，到石狮的几日，这里被袭来的寒流侵蚀，天气如小孩的脸说变就变，到了第三天我开始出现咽喉疼、打喷嚏的症状，接着一声声的咳嗽伴我度过不眠之夜。挂点滴是唯一的选择了。而采访任务又急又紧，家里“等稿待发”，我不得不把点滴拿到居住的“820”房间，当一手高举的点滴瓶步入酒店服务员的视野时，一位身穿工作服的小孩便跑过来帮我，她一边接过高举的点滴瓶，一边询问病情，从她的关怀话语中似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，她叫楼层服务员打开房门又帮我把点滴挂上，并吩咐楼层的服务员关照我。这时我注意到楼层的女服务员并没有离开，而是把倒好的水杯放在我身边，并把医生开的药按说明叫我服下，接着她又打电话，电话的内容我忘记了，那时我开始发烧，眼睛和记忆都出现差错，醒来时发现在沙发的桌子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筐水果，干咳后的渴望，让我盯着水果好久，服务员已经看到我的“企图”，忙削了苹果，送到我手上，打完点滴后，又是她帮我拔针，她说，她母亲住院时拔针的活都是她干。服务员的话不多，我重病在身也忘记问什么，依晰记得她是和丈夫一同走出农村来这打工的，小孩已七岁。

　　我在荣誉住了4天，打了三天针，都是她精心照顾的，问寒问暖，就像电影里八路军见到老百姓。病有些好转，我也急着返京，石狮的朋友送我两盒茶叶，我想留给她，被她婉言拒绝，我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她看，她说不用，问她姓什么，服务卡号是多少，她警觉地问我干什么，并用手捂住胸前的服务卡说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这话说完，她缓缓地转身离去。走的匆忙，我没能把感谢信交到总台。

　　当有机会与荣誉酒店胡董事长认识时，我提到此事，胡董事长追问我服务员的姓名，我对这位对我有恩的女服务员却一问三不知，其是追悔莫及。但她的那句“这都是我应该做的”，却永世难忘。

　　试想，荣誉大酒店有像这位不知名的女服务员为代表的一支队伍，不兴旺那才怪呢!